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美、英、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实质上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中国曾经在战争期间对德宣战，也算是战胜国之一，因而派了代表参加。在中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和归还租借地等七项条件。代表到达巴黎后，由于留欧中国学生的要求，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和要求收回大战时被日本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的陈述书。

当时，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巴黎和会”的本质还认识不清，对于帝国主义、尤其是美英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认为美英等帝国主义的胜利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看作“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他们以为巴黎和会可以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这种想法当然是十分天真的。由于美、英、法和日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又是奉行对外妥协的卖国政策，帝国主义根本不理睬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反而无理地在和约中规定把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种特权，全部让给日本，至于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二十一条，又借口不在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内而置之不理。

巴黎和会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也打破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先进的知识分子识清了这个真理：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解决自己的命运。

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人民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5月3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在报上发表了，全国群情激昂，人们的悲愤再也不能抑止下去，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爱国运动，像火山一样的爆发了。

晚上，北大法科大礼堂好像沸腾的海洋，内内外外挤满了北京的大专学校学生。听到演讲者讲述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情形，都捶胸顿足，愤慨万分。有一个北大学生，当场咬破中指，撕破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悬挂在会场的台前，表示爱国的决心。会上，大家纷纷提出严惩曹汝霖（军阀政府的交通总长，二十一条就是他经手签订的）、章宗祥（驻日公使，他是出卖胶济铁路经管权、济顺和高徐两铁路修筑权给日本的经手人）和陆宗舆（币制局总裁，他是1915年的驻日公使，向日本进行各种借款的经手人），并举行游行示威等建议。会议一致通过：一、通电全国，联合各界一致行动，誓死力争；二、电致巴黎的中国代表，决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纪念二十一条的国耻日）举行全国游行示威等决议，并决定次日（4日）联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

5月4日下午一时，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北京师大的前身）、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朝阳大学、汇文大学等十四个学校的学生三千多人纷纷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俩手里拿着各色各样的旗子、标语牌，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字样，有的还绘着山东的地图和各种讽刺画。

当学生们正在天安门集会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步军统领和警察总监带着一批军警闻讯赶来，企图以“大总统”的命令解散学生队伍。学生们愤怒极了，高呼“打倒卖国贼”，他们见势不妙，只好低头溜走。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表示中国人民的意志，并企图使帝国主义改变对中国的态度。但是帝国主义的巡捕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军警不准大队通过。大队退出东交民巷后，便愤怒地奔向卖国贼曹汝霖住宅所在的赵家楼。同学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沿途散发了一万多份传单。途中，许多工人、商人和市民都参加了游行队伍。

曹汝霖住宅的黑漆大门紧闭，门口有穿着制服挂着快枪的巡警守护，同学们怒不可遏，便把沿途拾来的石子，象雨点一样地掷过去，打碎了曹宅临街的全部玻璃，房子上的瓦片也被学生用竹竿挑下来，有几个同学从窗口跳进曹宅，把铁锁打断，打开了大门，大队便一涌而入。曹汝霖见势不妙，仓皇越墙逃跑，正在曹宅的章宗祥躲闪不及，被同学们狠狠地痛打了一顿。同学们捣毁了曹宅的所有家具，还不能解心头之恨，就在曹宅放起火来。不久军阀政府的反动军警气势凶凶地赶来，逮捕了学生32人。

同学们的正义斗争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广泛同情。甚至许多所谓“社会闲人”和段祺瑞的反对派都以“爱国者”自居。对政府当局提出了抗议。军阀政府害怕5月7日这一天会有全国性的行动，不得不在5月6日释放被捕学生。

5月7日国耻纪念会被强迫解散了，但爱国宣传是阻止不了的。北京的街道上，学生们三五一群，热烈地展开了活动。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重庆等地学生都在这一天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一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运动像风暴般迅速地在全国范国内传播开来。

5月9日，北京军阀政府以为风潮已过，下令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并传讯被释放的学生，追究5月4日行动的主使人。

北京学生们对反动政府这种反人民的措施，愤怒到了极点，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要求严惩曹、章、陆三贼；取消诬蔑学生的反动命令。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北京学生在罢课以后，一方面派代表到全国各地联络，商讨采取一致行动，发动更大规模的斗争；另一方面组织演说团，在群众中广泛宣传。自此以后，北京全城的街道、胡同、游艺场所都有学生活动。军阀政府则采取极其野蛮无理的手段，制止学生们的各项爱国活动，不许学生举行会议，检查新闻，查封报馆。步兵和马队在街上往来巡逻，逮捕学生。5月25日，教育部开会：限各校学生三日内复课，否则将予以严厉镇压。

反动政府的镇压，激起了青年学生更加火炽的义愤，斗争也更尖锐了。6月3日，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傅活动，被反动军警逮捕170多人。北大法科竟被当作临时监狱。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6月4日继续逮捕，北大法科容纳不下，又辟北大理科为临时监狱。

皮鞭和警棍，刺刀和监牢并不能使爱国学生屈服，反而更加强他们反帝爱国的斗志。6月5日，全市出动了五千多学生，其中还有许多中学生，他们组成了三个纵队，到处进行讲演，连警察厅门前的马路也成了活动的地点。同学们都带着行李、用具，准备坐牢，弄得警察也束手无策了。

6月3日军阀政府大肆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迅速传到全国。从广东到黑龙江，爱国运动的浪潮在二十多个省份的一百五十多个大中小城市都掀了起来。运动的广泛性，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工人阶级以空前的政治罢工规模加了斗争，显示了伟大的力量。从此，五四运动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运动的中心从北京移到上海。运动的主力，也由青年知识分子扩大到工人阶级。

首先发动罢工的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上海。6月5日，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6月6日、7日和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罢工工人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之多。上海工人阶级的罢工风潮，迅速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罢工的斗争像野火燎原一般地在全国燃烧起来。

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推动下，工商业资本家也参加了斗争的行列，举行罢市。不过，他们是极为软弱的，不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主张“文明抵制”，张贴“幸勿暴动”的标语，甚至还对帝国主义提出“秩序井然”的保证。

五四运动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后，北洋军阀政府手忙脚乱，大为震骇。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使经济生活几乎陷于停顿，尤其是罢工的爆发和扩大罢工斗争的酝酿，对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更是意味着致命的严重威胁。在北京街上散发的传单就警告政府，如不答应群众要求，“则北京市民惟有直接行动，图根本之改造。”上海的工商学各界联合会也于6月6日打电报给北洋军阀政府，要求严惩卖国贼，反对在和约上签字。

爱国运动汹涌澎湃地发展着，一个浪头比一个浪头猛烈，一天比一天高涨。军阀政府眼看着“自身难保”，不得不于6月9、10日批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贼辞职。

6月28日是和约签字的一天，中国的留法学生和工人包围了中国代表的寓所，代表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个消息传遍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大为震动。

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个运动在其开始，只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6月3日之后，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形成为全国范国内工学商联合的广大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以崭新的战斗姿态、英勇顽强的精神和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显示出自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锋队伍和领导力量。毫无疑问，中国工人阶级参加斗争，对五四运动获得重大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