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很高，2.26米的身高，在20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中，或行或坐都非常出众，即便是在明星委员中也很抢眼。但是，在今年两会上，姚明再度引发关注，除了身高和明星身份外，还有他的履职成果。在政协首场的新闻发布会上，他的“取消赛事审批，激活体育市场”的建议，作为履职的典型案例受到了表扬，为明星委员参政议政树立了标杆。

“努力让群众感到政协离自己很近”，这是俞正声主席在常委会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话，引发热议。可以视为一种希望要求，也可以视为言有所指。比如过去过多地聚焦明星化政协委员、明星化政协会议，就多少拉开了政协与群众的距离。

怎样努力才能让群众感到政协离　自己很近？可以从姚明的个案得到启示。

让群众感到政协离自己很近，委员的努力是严格要求自己。委员是政协工作的主体，而委员又是由界别产生，是界别中的优秀代表。作为界别代言人，委员是荣誉，更有责任。委员是通过话语权、影响力来履职的。要想所说的话语有影响力、所提的建议切实可行，跨界的话不是不可以说，但首先鼓励反映界别的声音，专业的人说专业的话可能更顺乎民意、合乎实际。姚明提出取消赛事审批，激活体育市场的提案，正是从自身的经历、从专业的角度，敏锐察觉到了赛事审批的弊端，提出了切中要害的建议。每逢两会，社会上总是期待有好声音，如果委员们都能立足界别、各自从行业、专业角度更多地思考问题，提交提案，那么，代表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别的委员汇聚一堂，发出的声音就会异彩纷呈，正所谓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让群众感到政协离自己很近，即便代表界别也需要更多地接地气。每年两会，委员们是带着建议和提案上两会；群众是带着期望和问题看两会。在互联网技术发达的今天，委员的所议之事，所提之策，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所提主张切中下怀，就被点赞；一旦出现雷人提案，即遭吐槽。两会不是秀场，不能靠明星光环去抢镜头，而是要以敢言善言、真知灼见去吸引人。姚明今年为准备推广专项体育课的提案，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调研走访。由此可见，提案有高度，必须接地气。不论是宏大叙事还是反映身边事，都应以民生为履职的出发点。只有以群众期盼为念、以倾听群众意愿为心，只有源于调研的深入、发自内心的触动，才能在熟悉的地方发现风景，才能将群众的心声转化为两会的声音，才会有反响、振奋人心，让群众获得更多的满足感。

当然，让群众感到政协离自己很近，媒体也有责任。政协汇聚一大批社会贤达、各界名流，热衷报道他们没有错，但不是追星，而是应当去明星化。诚如今年两会关注姚明不再只是他的海拔，曾经叱咤CBA和NBA多年的超级球星，而是他提案的高度。（福建日报）

【改革从来都是克服障碍的过程，而非瓜熟蒂落的结果。让公众看到动态调节个人收入能力的提高，看到个税税制向综合税制转变的努力，才是对个税改革呼声最好的回复。】

今年两会，个税改革再成热点。不少代表委员建议，个税起征点应调高到5000元、6000元、8000元－10000元。网友对个税改革话题也高度关注。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就财政工作和财税改革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也表示，个税面临税制不合理的问题，但简单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并不公平，改税制是个税改革治本之方。这是楼继伟连续第二年在两会表达这一看法。

个税改革并非没有思路。全国政协委员贾康认为，在个税已经边缘化的情况下，简单提高起征点没有空间。应该走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道路，突出综合的特征。把工薪收入和其他收入综合在一起，都覆盖进入超额累进机制中去。个税覆盖所有收入，才能体现公平。这与楼继伟改税制的看法一致。

既然有明确思路，就应该加快推进。在企业和中间阶层已经承担刚性而且过重的社会保障负担的情况下，继续实施现行分类个税征收税制显然不合理。年年有代表委员在两会呼吁提高个税起征点，尽管办法或许确实“过于简单”，但无疑表达了寻求个税改革突破的期待。对于这种期待，不能仅以专业化角度论证其不合理，然后继续“述而不作”。

以改税制为切入口改个税，为什么迟迟推进不了？应当说，目前存在不少制约。推行综合税制，需要对征税体系进行必要的优化。同时，必须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以此确定征收个税的范围，根据实际收入水平确定适合征收的综合税率。在能够掌握并跟踪纳税人真实收入水平后，再设置延迟征税的办法，确定什么情况下可以免除税收，什么情况下抵扣税款。当下，个税纳税人的征信平台尚未建立起来，除工资性收入外，其他收入无法掌握，而且越是高收入群体，非工资性收入越难掌握，避缴个税的手段越多。因此，贸然启动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税税制改革，很可能产生税收流失和新的不公平。

但是，这不是可以迟滞个税改革的理由。个税改革不能年年成为热议话题，却总是难以推进。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客观原因制约，都应该加以研究，摆脱束缚。改革从来都是克服障碍的过程，而非瓜熟蒂落的结果。因此，对于个税改革，一方面应该对代表委员们的呼吁认真研究，告知为什么不能简单行事，如何才合情合理，有无适度调高起征点的空间；另一方面，财政部门需以更积极的态度，与银行等相关部门积极推动成立收入信息平台，为个税税制改革创造条件。

让公众看到动态调节个人收入能力的提高，看到个税税制向综合税制转变的努力，才是对个税改革呼声最好的回复。

【10年之后，专项检察再次启动，还查出了不少问题。这恰恰给当下的专项检察活动提了个醒：作为专项活动，有起止时间；作为执行检察，却应该常态化持续。】

最高人民检察院9日透露，2014年3月至12月最高检在全国开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严查“花钱买刑”“以权赎身”，促进刑罚依法正确执行，共立案查办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相关职务犯罪案件213件252人。

针对执行腐败所开展的专项检察成果颇丰，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2004年5月至2005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曾联合公安部、司法部开展过对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专项检察。该专项活动的目的也正是为“清理纠正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工作中存在的违法问题，保障刑罚的依法正确执行”而展开的。

10年之后，专项检察再次启动，还查出了不少问题，说明当年的专项活动只收到了一时之功。执行腐败打而不死、死而不僵，连“花钱买刑”“以权赎身”“提钱出狱”等桥段，也都似旧剧重映。这恰恰给当下的专项检察活动提了个醒：作为专项活动，有起止时间；作为执行检察，却应该常态化持续。执行腐败由于处于刑事司法链条的最末端，往往因过于隐秘，而较少受到关注。一旦案发，对社会公正的冲击又特别大。司法权威不彰、公信不立，在很大程度上就缘于刑罚执行腐败的泛滥。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专项检察活动所公布的数据，与以往更强调清理数和纠错数有较大不同，而是直接给出了刑罚执行腐败案件的查处数。对执行腐败行为进行清理，对错误执行进行纠正，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对涉案司法官员的依法处置，刑罚执行专项检察活动就会成为“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会长出一茬。

对于刑罚执行腐败，一方面，要“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另一方面，也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天下也没有白给的违法减刑、违法假释或违法暂予监外执行。在这些违法的刑罚执行背后，总有或大或小的司法腐败案件等待检方主动介入。

这次专项检察活动期间，共发现违法案件线索850条，其中“群众举报202条，自行发现585条，其他途径来源63条”，检方自行发现的占了绝大多数。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展示了反腐部门的主动性。

反腐本就是依职权司法行为，检方查办腐败案件当然要欢迎群众举报，但也要有自己的情报系统和发现机制。唯其如此，才能做到反腐的常态化。反腐实现了常态化，专项活动也就不会再喧宾夺主、掠人眼球了。

【是不是“90%药品有50%的降价空间”还可以考证，但药价虚高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期待两价挂钩能让药品真正回归到治病救人的工具而不是牟利的媒介。】

“90%以上的药品都有降价空间，价格砍掉50%，一点问题都没有。”在广西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花红药业董事长韦飞燕一语惊人。据新华社报道，当前，一些抗生素新药、抗癌类药品价格虚高的现象普遍存在。

是不是“90%药品有50%的降价空间”还可以考证，但药价虚高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有两个数字可以佐证，一个是发达国家的药品费用占医疗总费用10%到20%，而我国占到了40%以上；二是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大陆同样的药品平均价格要高于香港和台湾。

药价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些药厂也是受害者。这就是韦飞燕愿意“自揭家丑”的原因。

长期以来，随着以药养医机制的固化，我国药品流通和使用环节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链条，这个利益群体控制着药品包括耗材的流通环节和渠道。一方面我们药厂之间的竞争已经比较激烈，药品的出厂价比较接近合理水平，但是这个接近合理水平的出厂价，经过层层转手，到了医院和患者手里，就会涨上几倍甚至十几倍。这里面的差价，一部分进入医院和医生手里，一部分进入药品的流通环节，包括各个环节的流通商，以及一些承包医院的药房手里，其中不免出现各种各样的腐败。这也是公立医院改革难以推进和深化的症结。

最近，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公立医院药品招标采购办法，要求直接招生产企业，招采合一，量价挂钩，全程监督。也就是说，政府直接面向生产企业招标，绕过层层流通环节，并且以一个省份的用药量，同企业进行谈判，以便合格的企业可以扩大规模，薄利多销，做到真正把药价压下来，同时还能够治理药品流通环节中各种灰色利益。期待两价挂钩能让药品真正回归到治病救人的工具而不是牟利的媒介，让医务人员真正回归到白衣天使的地位而不是卖药的商人。

当然，新的招标办法也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对于现在的这些医药代表和药品流通企业，要为他们找出路，让他们进入电子商务等规范的药品流通和采购平台，回归合理利润水平。

近日国家领导人参加“两会”一些团组讨论，都是直奔主题而去。习近平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李克强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预算报告时打断代表发言，提出“我们来互动”；王岐山在海南代表团“插话”说：少说点成绩多谈点问题。

准备好的发言稿被打断，临时提出了问题，当面要作答，一些代表们措手不及。面对国家领导人参加会议，不念稿子，省略礼仪性发言，或许会有些不适应，但其实不必如此。国家领导人参加讨论，同样以代表身份出席，和大家一样是履行参政议政职责，会议之上，大家以尊重和平等姿态对话，无需紧张。

近年来，“两会”等场合，国家领导人均有务实表现。一些繁文缛节被主动省去，发言稿普遍不受欢迎，政治新风向各个场合传递。“两会”的流程一年比一年缩减，议事安排更紧凑，礼仪待遇更朴实，会议新风越来越明显。总之，丢掉传统的政治客套，务求集中一切资源服务于务实议事。

国家领导人直奔主题而去，体现着关注地方发展的急切心情，代表、委员肩负各地与各行各业重托，同样可以问计国家高层，在领导人面前理直气壮的对话，没有什么不可以。“两会”正是如此政治平台，各路精英汇集此处，国家上下在此通话，每一次发言，既是难得机会，也是万千利益系于一分一秒。

“两会”集纳天下大事，讨论的都是关乎国家进程、公众利益的话题，任务繁重得很。会议为期两周，严格来说时间比较紧迫。议事程序既定，每一个环节有具体工作，没办法稍作懈怠。一年一次的机会，把准备已久的提案带上“两会”舞台，立志推动国家决策，其实需要耗费太多的心力。念稿子，将成为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

今天的中国政治场合，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已经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气氛。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国家发展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渐次清晰，有太多的议题需要遴选、汇集和讨论，需要凝聚举国能量共同推动消化解决。虚头巴脑的议事既是陈旧式，也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会让人感到恼火。如果脑袋里还装着礼节化、程式化的一套陈旧模式，就要被逼着去转变观念。

中国人印象中的会议文化，也由此慢慢发生改变。如何开会，曾是舆论反复讨论的话题。议事规则曾作为舶来品推介，被当作一个高深学问。其实有真正的问题要解决，会议就能高效运转。问题越真实，越是普遍关心，就越能驱动讨论和决策，会议程序、议事规则就能科学演进。

“两会”议程注定会更加紧凑，气氛会更加紧张。国家大变动调整时期，方方面面的利益、矛盾、问题汇总到政治前台，容不得温文尔雅、一团和气的讨论，争分夺秒的发言将成为代表、委员必修课。

获益于好空气，以及自贸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大机遇，福州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全国人大代表、福州市长杨益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福州地铁的相继开通，公交出行的更加便利，相信会有更多市民愿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他说，把这几项工作做好了，福州的城市拥堵将会极大缓解，所以还不用去考虑限行限牌问题。（3月9日《海峡都市报》）

代表委员参政议政，既要关注宏观大局，也应多解民生之惑。透过全国两会的重要场合，福州市长杨益民明确表示，这几年不会考虑“限行限牌”，可谓给担忧城市交通日益拥堵的福州市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如今，车与路的这对矛盾，俨然已让各地的市民百姓牵挂纠结不已。暂且不议屡见不鲜的城市“限行”，尤其是对那些尚未拥有第一辆车的家庭而言：买吧，或是经济条件还不十分允许，或是实际作用也不是很大；而不买吧，啥时候突然来个“紧急限牌”，这对后买者肯定是个“亏大了”的结局。而正是由于有着这样的“慌乱基础”，现在在不少地方和城市，一旦有个“疑似可信”的“限牌”传言，往往就会引来不正常的盲目抢购。

城市交通推出“限行限牌”，当然不能视作“管理无方”的代名词；然而，因为它的议题敏感性，会给将来“灵活操作”带来自食其言的风险。有些城市管理和决策者，对此总是选择“寡言少语”，甚至“沉默是金”，这显然不是为民务实的合适做法。换言之，对群众关心瞩目的热点问题“谜团化处理”，看似进退从容、妙在其中，而事实上却比“限行限牌”的本身还要给民众心里“添堵”。

多一些“限行限牌”的两会承诺，一则可以凭着这种细致入微的体察民“忧”，进一步提升其对社会公众的吸引力与关注度；二则通过两会的重要平台来解疑释惑，无疑能大大增强这种预告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要做到像福州市长那样关于“限行限牌”的两会承诺，其前提之一是对城市的交通建设了然于心、胸有成竹。我想，只要想群众所想、忧群众所忧，借鉴与复制这样的透明承诺，根本就不是一种“不易为”、“不便谈”的安排和行动。

　　巴音朝鲁代表（吉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骆惠宁代表（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3月6日，习近平在江西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强调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能下不为例。

改革生态文明制度 完善绿色发展环境

巴音朝鲁代表（吉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治标治本多管齐下，让吉林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吉林省生态环境优良，有金色的粮仓、黑色的沃土、蓝色的天空、绿色的森林，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最突出的优势、最重要的品牌。但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也十分突出，东部地区生态功能减弱，中部黑土地流失、西部湿地和草原退化等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有的还很严重。必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治标治本多管齐下，让吉林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要求，我们积极探索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去年加大环境污染整治力度，城乡生态环境质量大大提升。不断加强节能减排工作，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还组织清理了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违规产能，去年单位GDP能耗下降5%左右，化学需氧量下降2%，氨氮下降2.5%，二氧化硫下降1%，氨氮化合物下降2.5%，全部实现年度目标任务。

紧紧围绕吉林省生态特点，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重点实施东部长白山林区生态系统修复工程、中部黑土地保护治理工程、西部生态区建设工程，构建绿色、循环和低碳的产业体系，倡导绿色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完善绿色发展的政策环境。西部通过河湖连通工程，湖泡、湿地面积恢复到上世纪50年代70%以上水平，鹤类在吉林省迁徙停留种群和数量逐年上升。东部地区野生东北虎、豹等濒危物种种群数量也得到较大恢复和增长。

本报记者 岳富荣整理

改革红利弥补劣势 制度创新释放活力

骆惠宁代表（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改革只有让群众受益，才能有持续的力量源泉，推动青海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坚持“以改革红利弥补区位劣势”理念，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领域改革，实现了改革元年的良好开局。

实践证明，改革只有让群众受益，才能有持续的力量源泉。我们将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为引领，抓住国家在青海省开展生态文明制度、司法体制、医药卫生体制三大改革试点的契机，全面推进，重点突破，更多地惠及群众。

青海是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去年被国家六部委列入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我们将力争通过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强化生态补偿制度、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探索建立国家公园制度、建立生态文明评价和考核机制等重点改革，为改变“九龙治水”现状，实现“两个统一行使”闯出一条路子。

去年，中央将青海列为全国首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省。今年，将重点推进办案公开、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社区矫正人员再犯罪风险评估试点等工作，力争通过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确定法官检察官员额等改革，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创造条件。

医改事关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近年来，我们在医改上大胆探索和实践，今年，将全面开展省级综合医改试点，突出抓好全面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健全完善分级诊疗制度、加快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等3项攻坚任务，统筹推进34项具体改革任务。

改革就是要“动奶酪”的。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必须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更好地释放市场活力，推动青海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卫 庶　张志锋整理

一个关于医生职称晋升难的话题成为两会关注的热点。

“地级市医院医生评职称应该把自主权放开，不要统一论文。基层医生的技术水平应该是以患者是否满意为标准，让他们写论文搞科研，对地级市医院没有这个必要。”在谈到医改话题时，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院长王静成提起困扰基层医院医生职称评定的难题。

李克强总理当即说：“他讲得有道理啊。手术没做好，论文写得不错，问题不解决，这不是花架子吗?”

花架子，即形式主义，用老百姓的话说，花拳绣腿，中看不中用。但是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类似这样花架子的东西还真不少。就拿职称外语来说，每年都会引发一轮集体吐槽，不少人表示，“一辈子都不用的东西，考有什么用？”但现实中，职称外语却卡住不少业务骨干的“脖子”。

改革的步伐不断加速，中央的改革新政不断出台，让广大群众充满期待。改革的目的很明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要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表示：“发展需要改革添动力，群众期盼改革出实效，我们要努力交出一份为发展加力、让人民受益的改革答卷。”

改革的突破口之一，就是改掉各种制度规程中的花架子。现阶段老百姓最盼望解决的问题，很多都可以可归结为通过扎扎实实的改革，改掉那些花架子，让工作更有效率，让百姓得实惠。

凡是能解决问题的改革，人民群众肯定会支持。习近平再三强调，深化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要奔着问题去。他说，“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

“改革，为了我们希望的生活”。更好的教育，更高的收入，更稳定的工作，更完善的保障，更有尊严的生活，这是老百姓心中的中国梦，朴素真切，实实在在。要实现中国梦，需要的是真抓实干，拒斥的是各种“花架子”。

8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听取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去年8月和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条款占1/3。立法法作为一部规范所有法律行为的法，又被称为“管法的法”。地方规章不得减损公民权利等成为本次修改的亮点。（3月8日《新京报》）

立法法修正案草案规定，“地方政府规章不得减损公民权利，不得增加其义务；地方规章实施两年后，必须依法成为地方性法规，否则应及时废止。”这就意味着，行政权力将真正被关进法律笼子。今后，对地方政府来说，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而对于公民来讲，则是“法无禁止即可为”。换言之，只有“法无授权不可为”，权力才不会“任性”；只有法“无禁止即可为”，公民的权利才能得到充分保障。

事实上，“法无授权不可为，法不禁止即自由”，是一句法谚，源于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方。前一句针对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后一句则针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现已成为法治国家通行的法律原则。这次提请人大审议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首次规定“地方政府规章不得减损公民权利”，就是对这一法律原则的进一步重申和规范。

过去，正是因为未能遵循这一法律原则，行政权力才会如此“任性”，如限行、限购、限贷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夜限牌”，政令“偷袭”市民。表明在一些地方，以权代法、权大于法的现象依然存在，甚至权力大于一切；工作中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不对法律负责；只凭领导批示和命令开展工作、处理问题，以言代法、以文替法、以权压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只有将政令写进相关地方法规，进行立法规范，政府才会依法行政，才能终结“一夜限牌”之类的行政乱作为。

一言蔽之，行政权力不“任性”，公民权利才会有保障。李克强曾指出：“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源自法授。”因此，应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所有行政行为都依法办事、程序正当。特别是地方政府，要恪守“法无授权不可为”，减少人为自由裁量空间，筑牢法治“篱笆”，遏制权力“越线”。当权力法授后，作为一个公民，不但可以大胆地运用自己的私权，还可以勇敢地监督政府；对地方政府而言，不但要谨慎运用手中每一项权力，还必须尊重公民每一种权利。

这些天，首次写入政府报告的“创客”一词一炮而红。

正如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涌现出的新词新语一样，“创客”既映射了中国当下的实际，又描绘了中国未来的图景。梳理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期间的相关表述，不难看出，“创客”的“创”字，被赋予了“创业”和“创新”双重含义：当下的实际，是在中国经济放缓的背景下，稳就业是维持社会总体稳定的基石，是“新常态”下民生改善的判断依据，也是中国经济爬坡过坎、实现转型升级的前提条件。面临今年创历史之最的749万人的高校毕业生数量，如何实现今年“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的预期目标？唯有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年轻人为特征群体的“创客”应时而生，顺势发展。

立足当下，更需放眼未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政府工作报告被列为经济发展“双引擎”之一，与政府希望调动民间力量提高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相契合，是“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重要驱动力量。这些有创意、有匠心的“创客”群体，会成为引流中国经济的活水，他们的成长壮大，对中国未来经济影响之深远程度不可估量。

为什么说“创客”将引流经济活水？

首先要定义什么是“创客”，有人说所有创业者都是创客，这定义难免太宽泛了些；有人认为从事高科技、互联网、文化创意产业等的才是创客，这种说法又太狭隘了些。“创客”的“创意”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论是技术上的创意，商业模式上的创意，抑或是引领消费需求的创意，其价值的实现要靠商业化去打磨，价值的大小要靠市场去衡量。简言之，具有商业价值、经得起市场检验的才是真正的“创客”，如今叱咤商界的大佬，十几年、几十年前，白手起家的他们是不是也该算中国最初的一批“创客”呢？

从当今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我们能看出中国老一代“创客”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互联网金融、大数据、云计算……这些概念从无到有，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些由“草根”发展起来的互联网企业，不仅用层出不穷的创新维持企业的生命，而且也引领者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目前中国传统产业面临转型，新兴产业被寄予领跑中国经济的厚望，追溯这些新兴产业的雏形，不乏民间“创客”们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不过，时代在变，“创客”的使命也在变。那些发展已经比较成熟、甚至已经形成垄断的行业，并不是年轻“创客”的舞台。而今，“创客”必须和他们的前辈们一样，敢想敢干敢闯，开辟属于自己的新疆域。他们中，有专注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全息现实等穿戴式设备的公司，有研发食品药品纯度的检测材料的公司，有研究作物无土栽培、智能化温室栽培的公司……或许，下一个马云、王健林就在他们之中诞生。

目前，在政府的添柴加火下，“创客文化”正席卷中国，地方扶持政策纷纷出台，许多大公司也愿意为“创客”提供服务，中国已经形成以北京？上海？深圳为三大中心的创客生态圈。不过，除了将“创客”们“扶上马，送一程”，如何让“创客”们“跑的远”，如何解决创客们“过把瘾就死”也是相关部门应该思考的问题。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正如总理所说“让千千万万草根企业”破土而出，草根“创客”们也已经迎来发展的春天。“创客”的涓涓细流正汇聚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引领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的新势头。

3月8日上午9点多，河北团第二组小组讨论会开始时，约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没有来参加会议。会议中途，又有代表陆续退场，剩下一半多一点。上午11点多，在小组讨论会即将结束时，赵勇要求人大工作人员通知所有代表，参加小组讨论原则上不得请假。“当人大代表不能浏览观光啊，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想当人大代表的时候是什么劲头啊！不能当上了就不负责任啊。你们给所有代表发个通知。”赵勇这一番“发飙”，赢得了现场所有代表的掌声。（2015年3月9日《京华时报》）?

不下狠茬子，难立铁规矩。全国两会也有个举重拳整饬会风的问题。河北省委赵勇副书记“发飙”痛批某些代表未参全或早退，很是令人赞佩。然而，在会纪会风成为顽疾的当下，仅仅“发飙”痛批一顿还是不够的，毕竟嘴皮子难以触及思想，严肃执纪，严厉处罚方能触到痛处，有效规范会风。

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开会也有会议纪律。全国两会会场不是自由市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无拘无束哪能行呢？纪律严明是今年全国两会的显著特点之一，目的是确保会议的质量和实效。尽管这“不许”那“严禁”已经白纸黑字地写明了，也公开昭示了，但仍有人不在乎，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不是未参会，就是擅自早退。

所以，也应划归顶风违纪之列，予以严厉整治，真正让会纪从墙上走下来，以正会风。

小组讨论会是开好全国两会的重要组织方法，但是大会组委会拿出一些宝贵时间供各代表团组织开展小组讨论，绝不是喘气歇息、走亲访友、跑部钱进、浏览观光的时机，其目的在于：

其一，激发代表委员参政议政兴趣。讨论是一次学与论、论与思、思与辨的有机结合，是一个思想碰撞，相互启发，相互补充的集体思考过程。小组讨论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的兴趣，充分调动大家参政议政的主动性、积极性。纵观一些小组的讨论氛围热烈，引起代表委员的强烈兴趣，究其原因，一是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的心理需求在讨论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和发挥。二是小组讨论具有一定的民主性的自由探索性。

其二，提高理解会议精神效果。由于小组讨论氛围相对宽松，不像大会发言那样庄重、拘谨、严肃，有利于代表委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发表真知灼见。在讨论过程中，代表委员的思维呈开放状态，不同的见解观点，不同的方法思路，在讨论中激辩、交流、反馈，容易激发代表委员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促进代表委员思维的有序发展，提高思维活动的有效性，争先恐后地打开话匣子，把某一个话题议深议透，从而收到较为显著的会议效果。

其三，讨论会也是一堂教育课。小组讨论作为消化理解和深化提高会议精神的方法，也让参与其中的代表委员潜移默化地受到无意识教育。主要表现在：小组讨论中，代表委员可以学会尊重别人的意见见解，并接受别人的质疑与批评，从而在处事上更宽容和谦虚；作为一个临时集体，小组讨论活动可以培养代表委员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责任感，甚至为把讨论成果推荐到会议简报上而千方百计；有利于互助、融合、协作、民主、求实等道德意识、时代意识和团队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当然，即使再热烈的讨论也难以保证每一个代表委员都能积极参与，对于“浑水摸鱼”者、“离题太远”者、“离群索居”者、“随波逐流”者、“沉默寡言”者，讨论召集人的组织引导作用至关重要。当出现瞎议论时，要把话题引到所议内容上来，贴近代表委员破题，防止讨论“跑空”。组织关键人引路，防止讨论“跑题”。抓住难点解惑，防止讨论“跑偏”；当大家无话可说时，要注意把注意力引到感兴趣的问题上来；讨论结束前，要进行简明扼要的小结，把零散的认识理解系统化条理化，进一步强化讨论结果。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是一个体察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凝聚民心的过程。代表委员进京参加两会不是出公差，而是代表广大选民的共同利益，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选民们的意愿和诉求，监督政府工作，依法行使权利。因此，要聚心凝力，全神贯注，心无旁骛，认真参会，绝不能分心走神。对于无故未参会、迟到早退者，绝不能一批了之，一定要依据会议纪律予以严肃处理，以儆效尤，以上率下促进全国会风的好转。

很明显，人们更加热衷的是各种句式的创造，趁此机会抖机灵，“早回家过年”美好愿望很快就被“玩坏了”。这种情形在社会网络化、娱乐化的当下屡见不鲜。

两会报道追明星的现象今年少了，无论对媒体对社会，都是好事，特别是当社会娱乐化走强的现在，能从两会中读出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未来，才是两会报道的正事，才显示媒体的专业本色。

两会报道追星，从某种意义上就和不懂足球的人看足球，只看队员受伤一样，因为他们只看得懂后者。追星，因为明星好看而且浅显，就像八卦似的，没什么人不能理解，因此受众更广。其次，这样的报道也好写，至少在没弄懂报道实质时，这样的肤浅可以藏拙。

也是在今年两会，作为政协委员的崔永元，在他主持的一档电视节目中，依旧保持了崔氏幽默，但是，这个幽默不是搞笑，而是有硬货在其中。崔拿出《政府工作报告》解读，提到报告中要“加速互联网的现代化”，这就意味着以后一秒钟就可以下载很多部电影。同时又说，“要加强知识产权管理”，这又意味着这么多部瞬间下载的电影，都是1930年之前的，因为只有那时候的电影没有版权问题……小崔就是小崔，能将一个严肃的报告通俗落地，而这，也该是所有媒体报道者的本分之事。

今年篮球比分直播：前，“年轻人，少放点鞭炮！让我老伴早回家过年！谢谢体谅！”两名环卫工手举心愿卡的图片引爆网络和朋友圈，很快，网友极尽娱乐精神，在网络上炮制出各行各业的“早回家过年”版本。很明显，人们更加热衷的是各种句式的创造，趁此机会抖机灵，“早回家过年”美好愿望很快就被“玩坏了”。这种情形在社会网络化、娱乐化的当下屡见不鲜，包括之前的“冰桶挑战”、雾霾讨论，都由于过程的过度娱乐化，忘记了出发的目标，最早的初衷。

严肃报道、严肃话题的娱乐化，和报道者本身的浮躁有关系，往浅了说，是因为不专业、不懂行，就像之前北大肿瘤医院遗传室招募“未发生过性行为”的女性采集静脉血，用于医学研究的告示公布于网络，很快，这个“未发生过性行为”被无知者无限放大，于是就有了“处女大学生供血做研究”的标签，由此引发联想和争议，无奈中，只好匆匆删除了征召的帖子……一次医学界很寻常的研究，因为无辜地染上了暧昧的色彩无疾而终。

往深了说，是缺少敬畏，可能就是因为无知所以才无畏。没了敬畏也就多了轻慢，比如抗日神剧、雷人剧的出现，都是以复原历史的名义无视甚至轻慢那段沉重的历史，不夸张地说，被轻慢的其实是整个中华民族。就算社会再宽松，文化再多元化，这种轻慢也是可怕的，它不是文化多元的正解，而是直接影响了整个生活的规范和精神质地的轻浮把戏。

8日15时，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张德江在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2015年工作时提出，要加强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

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包括法律监督、工作监督等等。这些监督已经形成强有力的制度安排，无论加强预算决算审查监督还是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无论监督“一府两院”还是进一步提高简政放权“含金量”，这一系列监督不走过场，也不虚张声势，而是实打实，更加追求监督效果。

据统计，过去一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会围绕推动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和保证法律正确有效实施，抓住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要问题、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依法行使监督职权。共听取审议“一府两院”13个工作报告，检查4部法律实施情况，开展3次专题询问、4项专题调研。这是看得见的监督成绩，也是让民众感受得到的监督成效。

此前，张德江在参加辽宁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省长、副省长定期主动到人大汇报工作，是“得分”的事，是增光添彩的事。人大监督不是摆设，不是找茬，对“一府两院”的工作既有监督又有支持，是在监督中支持、在支持中监督。这就说明人大监督不是为反对而反对，而是建设性监督，以期推动事情获得解决，让民众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众所周知，如今人大越来越经常运用专题询问和质询，“短兵相接”，面对面、题对题，效果明显，倍受多方称道。比如，去年年底的一场专题询问关于统筹城乡社保体系建设，由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带着几位部长出席。据报道，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问得直接，政府解答诚恳，充分体现出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

有个细节是，委员们提出社保费率太高，现在把失业保险费率由现行条例规定的3%统一降到2%，初步测算，这个做法每年将减轻企业和员工负担400多亿元。询问绝不是简单客套，解答更不是虚与委蛇，在各自履职过程中推动事情进展，助力公共利益，值得激赏。

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行预算决算审查监督职责，听取审议决算、审计工作、预算执行情况等报告，审查批准2013年中央决算。要求完善政府全口径预算管理体系，健全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加大专项转移支付清理整合力度，扎紧财政预算管理制度这道篱笆，并责成有关方面对审计查出的问题认真整改、严肃问责。在新预算法已经实施的现实语境中，人大监督越来越严明，这是对国家钱袋子负责，也是不断夯实依法治国的根基。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就能更加彰显制度优势，也让公民更有尊严，更有“获得感”。

【人大主导是对传统立法模式的一个重大调整,必然对人大传统的工作思路、工作模式带来新挑战】

昨天,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本次修改,从完善立法体制、加强备案审查等多个方面,对现行规定进行了完善,可谓亮点纷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修正案草案在总结我国30多年来立法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人大主导的立法体制,意义重大。

多年以来,我国立法工作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行政主导”和“部门本位主义”。立法的主导权,往往在政府和相关部门,这虽然对填补法律空白、提高立法效率有一定意义,但也产生了不少问题。

不少政府部门之所以热衷立法,经常是希望通过立法扩张行政权力,强化管理手段,减少责任担当。有些法律草案起草时,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形是:在利益面前,部门你争我抢；在没有好处时,则互相推诿——甚至还出现过因部门利益难以协调导致法律迟迟难产的案例。

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从加强人大在制定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的主导作用,加强和改进法律草案起草机制,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等方面,将人大主导立法这一原则落实在具体条文中,使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对立法能更好地发挥主导和组织协调作用,这不仅可以减少“部门私货”被塞进法律的可能,而且可以由“等米下锅”转变为主动地“点菜上桌”,主动地去触及涉及复杂利益关系的、政府部门不愿碰的立法“深水区”,从而真正实现“立法为民”。

当然,人大主导是对我国传统立法模式的一个重大调整,这必然对人大传统的工作思路、工作模式都带来新的挑战。全国人大和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应当积极转变角色,调整工作思路,完善工作程序,以适应新的要求和挑战。

首先,要增强立法信息获取能力。人大主导立法的一个最大障碍,就是对实务工作的了解不如实务部门,信息的缺乏和不对称,容易使人大在主导立法过程中被业务主管牵着鼻子走。人大要想真正“主导”立法,就必须增强信息的获取、分析和判断能力。这实际上要求人大必须改变工作模式,对于主导的立法涉及的实务,一定要提前亲力亲为,深入了解,只有掌握的信息超过实务部门工作人员,才可能有能力主导立法,对于如何进行制度设计,才能作出科学的分析判断。

其次,要完善工作程序。以立法听证为例。目前,多数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都曾召开过立法听证会。但听证会的效果却大相径庭,有的听证会效果较好,有的听证会却无人问津,导致听证对于提高人大立法质量作用有限。如果人大要想真正主导立法,就必须对立法听证制度进行变革,将听证变成信息收集、判断的重要平台,听证会不仅要“听”,而且要“证”,要让不同利益方进行辩论,并且提供足够的证据资料,而且这种听证还要在审议环节中安排。只有这样,才能让具有投票权的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作出科学的判断,从而增强立法的科学性。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人们希望人大主导立法,主要是因为人大地位中立,与主管部门相比,没有自身利益,比较超脱。但人大主导立法也必然面临各种矛盾,因此必须敢于直面利益纷争,以科学、公正、务实的态度果断做出决策。如果不敢直面矛盾,不敢得罪“强势部门”,人大主导立法的价值就会大大降低。

【习总书记明确指出“自由落体”不行,为一些部门、地方错误理解简政放权敲响了警钟。要确保简政放权改革放好放活,就必须同时做到“放得开”和“接得稳”】

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久久为功的的大事。经过从中央到地方两年多来锲而不舍的努力,简政放权在减少权力寻租、激发社会活力上已经收获了红利,要不要简政放权已经不是问题,问题已经“升级”为“怎么放、放给谁、放后做什么”。

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广西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简政放权“既要放也要接,‘自由落体’不行,该管的事没人管了不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2015年工作时也明确提出,要“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力度”。

截至2014年底,国务院已相继取消和下放9批798项行政审批事项,本届政府削减1/3行政审批项目的目标已经完成。然而,简政放权改革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其突出表现是,有一些部门一夜之间由揽权的“婆婆”变成“甩手掌柜”,一些该管的事没人管了。

比如,有些部门、地方在推行简政放权之时,简单地一放了之,结果导致上面的权力下放了,下面却接空了,出现了监管真空；还有一些部门、地方以放权的名义“放责任”,不考虑基层单位是否具备监管能力,一股脑儿地将那些管理难度大、责任重的事项下放,造成一些基层部门“小马拉大车”,超负荷运转。

习总书记明确指出“自由落体”不行,为一些部门、一些地方错误理解简政放权敲响了警钟。简政放权应该是政府从管不好、不该管的领域退出,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确保简政放权改革放好放活,就必须同时做到“放得开”和“接得稳”。

一些部门、地方的简政放权变成“自由落体”,导致该管的事没人管,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有些部门、地方挑肥拣瘦,借机推掉那些事关民生但“没有油水”的审批事项,导致该管的事没人管；其二,有些地方推行简政放权时急于“表现”却不分青红皂白,拍脑袋地将一些暂时还不能取消和下放的权力放了,造成没人管事；三是一些人因削权而心生抵触情绪,消极怠工,出现了庸政懒政造成有事没人管。

真正吃透中央对简政放权的要求,就必须明确“放”与“管”的边界。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对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不能将简政放权简单等同于简单地下放一批行政权力就了事,而是要通过放活,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放”与“管”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协调平衡才能行稳致远。“放”,关键要放活、放好；“管”,不是滥权乱管,而是依法管权、管责。评判简政放权的效果如何,不仅要看各地取消和下放的行政权力的数量,更要看这些行政权力是否被有效承接,是否是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活力,是否提高了社会治理的水平。

在推进“四个全面”的过程中,简政放权将进一步向纵深推进,当前已经出现的一些苗头性的问题,必须及时发现和纠正,引以为戒。避免“自由落体”,做到“放好放活”,是这项改革在新常态下让中国经济顺利爬坡过坎,最终实现百姓“获得”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