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定思痛之后,我们需要拿出更多实际行动,去守护我们所生活的城市的平安美丽,去推动我们所挚爱的国家的点滴前行】

21日,“12·31”外滩拥挤踩踏事件的调查结果正式公布,黄浦区委书记、区长等11名官员依法依规受到严厉问责。这是一份让人心情倍感沉重的调查报告,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调查结果。沉重的代价,应该换来城市的成熟和进步。

此时此刻,人们思绪不禁回到三周之前那个令人不堪回首的跨年之夜。在那场本该是祥和喜庆辞旧迎新的群众性活动中,因拥挤踩踏造成的悲剧猝然降临,36条生命的脚步无法再迈入新年,36个家庭的命运就此完全改变。在踩踏中受伤的49人中,截至21日上午8时还有3人继续在医院治疗。

这起事件给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留下了永远的痛。记者了解到,不少人被调查组约谈之前,就主动递交检查,表达极度内疚与失职的痛苦,他们也饱受心灵折磨,表示必须承担责任。直到处分决定公布前一天,他们仍在做事件善后工作。

从调查结果看,这是一起造成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的公共安全责任事件。黄浦区政府和相关部门对重点公共场所大量人员聚集的风险,预防准备不足,现场管理不力,应对处置不当,是这起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正如上海市委主要领导认识到的那样,如果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安全意识更强些,如果我们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更到位,这起事件完全可以避免!

治理好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守护好生活工作在这里的2500万人生命财产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上海市管理者的重担,责任极其重大。多年来,上海也积累了组织大型活动的丰富经验,比如2010年世博会期间,就曾在一天之内有序应对百万人的超大客流。

但是,特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公共场所的安全管理,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魔鬼在于细节”,即便如上海这般管理还相对精细的城市,仍然存在公共安全管理的薄弱点。一旦有失,便可能付出惨重代价。而且,对于这类无主办单位的大型群众性活动,如何明确责任、确保安全,法律法规方面的空白也需要填补。

上海在外滩踩踏拥挤事件的发生后,已着手落实一系列整改措施,比如加强对大人流场所和活动安全管理,进一步提升突发事件防范能力和全社会公共安全意识能力等。此外,上海市还将抓紧组织修订突发事件应急联动处置暂行办法,提升应急联动处置效能；并研究出台相关实施办法,填补无组织大型群众活动的空白,使群众自发组织的活动也有预案。

痛定思痛之后,我们需要拿出更多实际行动,去守护我们所生活的城市的平安美丽,去推动我们所挚爱的国家的点滴前行。

【“群众自发聚集”的定性，不能成为有关官员减责或免责的挡箭牌。人民利益比天大，不是用嘴说说这么简单，只有所有失职、失察官员都被纪律和法律严厉追责，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才能获得保障。】

21日，上海公布“12·31”外滩拥挤踩踏事件的调查报告，认定这是一起对群众性活动预防准备不足、现场管理不力、应对处置不当而引发的拥挤踩踏，并造成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的公共安全责任事件。黄浦区政府和相关部门对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黄浦区委书记、区长被撤职。（相关报道见1月22日《北京青年报》）

2014年12月31日晚，上海外滩陈毅广场发生群众拥挤踩踏事件，共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36个年轻的生命，在新的一年即将来临之际陨落，惨剧令举国震惊、世人哀伤。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为2014年画下一个悲伤的句点，血的教训必须被永远牢记。正如此次上海市联合调查组所总结的，踩踏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教训包括：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领导思想麻痹，严重缺乏公共安全风险防范意识，事发当晚预警不力、应对失当。如何让有关部门和官员汲取教训，避免悲剧再次发生？严厉追责是重要的第一步。

在悲剧发生后的第21天，有关联合调查组拿出了一份比较详尽的调查报告，初步厘清责任，并据此给出处理意见。调查组的问责名单上，有11位当地官员，其中黄浦区委书记周伟、区长彭崧等人被撤职。尽管有关报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还是有舆论提出质疑：为什么被问责官员都集中于区级层面，为什么没有更高层级的地方领导被追责？

昨天发布的调查报告将这起悲剧定性为，造成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的公共安全责任事件。是“事件”而非“事故”，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认定，是因为黄浦区政府去年已决定不再搞往年的“跨年灯光秀”，于是，导致踩踏灾难的人群是由“群众自发聚集”引起，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事件”的定性因此而来。这一定性既是调查后的结论，也是悲剧发生后有关部门的初判。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应由国务院授权相关部门进行事故调查。由于有了是“事件”非“事故”的初判，踩踏发生后，国家层面并没有派出调查组，而是由上海组织相关地方政府部门成立了联合调查组。

是否应有区级以上的官员为踩踏事件承担责任，未经全面调查没有人可以妄下结论。但是，市级调查组只能追责区级官员，这样的成见也是绝对错误的。踩踏事件调查组的层级是由事件性质决定的，这个层级绝不是责任追究的边界。相信有关调查组不会辜负中央政府的信任，最终可以做到，责任到了哪里，追查就跟到哪里，给公众一个值得信服的交代。

面对上海踩踏事件这样的惨剧，除了全面追责，还要深入追责。由于担心出现人员聚集安全风险，上海市及黄浦区有关部门决定取消延续多年的“跨年灯光秀”活动。然而，当地政府没有广泛宣传告知公众这一变更情况。往年外滩必备的高强度警力配备，在去年跨年时突然撤空，但人群却依旧涌来，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惨剧不幸发生。被撤职的黄浦区委书记、区长等官员，事发当夜就在踩踏发生地的不远处公款吃喝。对比同时发生的惨剧，有关官员违反中央规定的行为，影响愈加恶劣。试想当时场景，有关当事人员前往餐厅时悲剧还未发生，他们是该地区的主官，眼前的人潮涌动、危机四伏，竟然未能唤醒他们的风险意识，未能挡住他们大快朵颐的胃口。这些官员不仅应被撤职，更应该法办，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踏上了“玩忽职守”的法律红线。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群众自发聚集”的定性，不能成为有关官员减责或免责的挡箭牌。人民利益比天大，不是用嘴说说这么简单，只有所有失职、失察官员都被纪律和法律严厉追责，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才能获得保障。

【只有把百姓安全、人民利益看得比天还大，才会不计较、不推诿，承担起应尽职责】

22天前那个惊恸的元旦倒计时，众多家庭的希望被踩碎在上海外滩，36个鲜活的生命，以黑色的字体呈现在公众面前。悲剧的调查与问责，也伴随着悲痛和质疑，由此展开。

1月21日上午，上海市联合调查组公布了调查结论：黄浦区政府和相关部门领导思想麻痹，严重缺乏公共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对重点公共场所可能存在的大量人员聚集风险未作评估，预防和应对准备严重缺失，事发当晚预警不力，应对措施失当，是这起拥挤踩踏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同时，包括黄浦区区委书记、区长、上海市公安局指挥部副主任在内的11名官员被问责。（相关报道见1月22日《人民日报》）

思想麻痹、风险意识匮乏、预案缺失、预警不力、应对失当……接二连三的失误，也让人痛心并难以接受：如此原始的踩踏悲剧，如此荒疏的管理漏洞，怎么会发生在向有精细化城市管理之名的上海，发生在中心城区黄浦？

细读调查报告，迷惑渐解：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再丰富的经验、再精细的管理、再高超的能力，在“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面前，都需重新检验。因为官方组织的跨年灯光秀活动取消了，只剩下“群众自发”的迎新活动，似乎政府就可以免责，高枕无忧。然而，每逢节假日必成风险点的外滩，并不管你有否官方活动，人流依然汹涌，又怎会区分“官方组织”还是“群众自发”？

为了规避责任风险取消官方灯光秀，却恰恰发生了安全惨剧。这很像是讽刺。

事与愿违，盖因政府部门忽视了安全责任，细致预案不做了，密集警力打折了，限流措施取消了。重大隐患就此埋下。

问责如山。然而，处分11位领导干部，并不是事件的终结。“群众自发，政府免责”的思路，在很多地方根深蒂固。“谁组织谁担责”的问责规矩，被诸多法律法规固化，而无人组织的群众聚集活动，仿佛就该无人担责。如果不加警觉，悲剧昨天发生在上海，明天也许还会发生在别处。特别是在人口导入型的特大城市，任何政府打盹儿的公共区域，都可能瞬间变成安全的痛点或软肋。

上海的这一次问责，终结了“群众自发，政府免责”的惯例。黄浦区一、二把手全被追责免职，被指“贯彻落实国家和本市有关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法律法规不力，对辖区内相关部门履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职责不到位的问题失察”，“对辖区内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领导不力”。上海以血的教训首开先例，也给全国敲响警钟：即便是群众自发活动，政府亦无法免责。责任缺失酿成的公共管理盲区，因为这次外滩踩踏事件而太过醒目。

堵上法律认识漏洞，重在堵上思想的漏洞。在百姓安全这条底线面前，领导干部没有“免责”一说，只有始终怀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责任感和紧张感，强化生命至上的红线意识，强化安全底线思维，强化各级安全责任，才可能杜绝任何细节上的疏漏。

踩踏事件之后，上海市主要领导沉痛自省：“党和人民把这么重要的一座城市交给我们管理，我们应当竭尽全力，用我们的心和所有的精力，去保护这座城市每一位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去维护整座城市的安全”。领导干部只有守土有责，把百姓安全、人民利益看得比天还大，才会不计较、不推诿，承担起应尽职责；才能在面对人民和后人时，问心无愧。

在“12·31”外滩踩踏事件发生21天后，上海官方正式公布了调查报告，认定这是一起公共安全责任事件，包括黄浦区区委书记周伟、区长彭崧在内的11名干部受到撤职和记大过等处分。同时，上海市纪委对事发当晚黄浦区部分干部在“外滩附近一家高档餐厅用餐”一事也进行了调查核实，确认周伟等人公款吃喝的事实，违反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调查结果的公布，还原了事件发生的情形，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但是，对事件原因的揭示尤为令人痛心。调查报告显示，对新年倒计时活动变更风险未作评估、变更信息宣传严重不到位、预防准备的严重缺失、监测人员流量变化情况未及时研判预警，以及应对处置失当都是造成踩踏的重要原因。

简而言之，就是从筹办到活动当日，甚至是人流拥挤的苗头已经“不对劲”的时候，都没有引起相关方面的足够重视。仅仅出动了350名民警的安保力量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而种种迹象似乎都在指向一个令人后怕的起点：这场吸引了30万人的超大型活动从一开始就没得到官方相应的“挂念”，“群众自发”的跨年狂欢，怕是名副其实的“自娱自乐，后果自负”。

现在看来，惨剧的发生绝非不可避免，其中的人为失误需要进一步追究。事实上，外滩的新年倒计时活动不是今年才有的“新状况”，30万人的规模也称不上超出地方政府能力范畴之外的“突发状况”，可坏就坏在一旦是“群众自发”就没了保障，暴露出问题的根源。

这些年来，国内很多城市承办了各种级别的大型活动，国际性活动也越来越多，对于当地政府对活动支持工作的评价，即使不敢说是滴水不漏，也绝对堪称尽心尽力。从交通路况、志愿服务到城市景观，甚至空气质量都能改善，充分证明政府在公共活动管理上的能力有多么“过硬”。

能力上不成问题，意识态度上则相当轻忽。与踩踏事件的紧张和骚乱相比，“公款吃喝”这一茬的曝光简直让人忍无可忍，也令一出悲剧发人深省。黄浦区区委书记一行人等，在事后的内疚与忏悔未必不真心不诚恳，可他们在12月31日晚上享受一桌盛宴时，也许是忘了还有很多老百姓都挤在外滩的可能风险，或者即使知道也懒得关心，仿佛这是一桩拈不上筷子的事。

在一些地方，只要不是由政府主办的公共活动，似乎就不属于值得上心的大事，相关部门感觉不到压力。在节骨眼上还能悠然自得地大吃大喝，觥筹交错，心中哪还有地方留给群众，思想上不重视，行动起来怎能不怠慢。对这次事件的问责，终归不只是撤掉几个干部这么简单，关键是要通过严厉的责任追究，绷紧干部脑子里为人民安全负责的弦，不让悲剧再发生。

【问责更给更多领导干部一个警醒。对于安全这一公共产品，政府应该是第一责任人，不管是“群众自发”还是“政府组织”，只要出了问题，就都不能免责。】

经过20天的调查，新年伊始就震动全国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结果公布。11名领导干部被问责，其中，黄浦区区委书记、区长被撤职。调查中“官员当晚在附近吃豪华餐”的细节，更是引来大量关注。

对于这一事件性质的认定、责任的确定等等，相关方面已经通过媒体进行了部分解释。舆论对这些“技术性”的细节有疑问，其实很可以理解——发生在中国最繁华之地，36个年轻的生命凋零，确实予人强烈的情感冲击。但看得出来，对于各种声音，调查组也在尽力回复以打消公众对公共安全的担忧、对政府管理能力的怀疑。

恰如调查报告给出的“说法”，这一踩踏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对重点公共场所可能存在的大量人员聚集风险未作评估，预防和应对准备严重缺失，事发当晚预警不力，应对措施失当”，而根本原因是“思想麻痹，严重缺乏公共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几个领导当晚在附近吃豪华餐的情况，也正好印证了这样的判断。

调查报告中引来广泛关注的另一个点，是“无主办单位的大型群众性活动”的说法。这一说法也揭示，在一个“风险社会”，对公众安全的威胁存在于各种“意料之外”，稍有麻痹大意就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而对于安全这一公共产品，政府应该是第一责任人，不管是“群众自发”还是“政府组织”，只要出了问题，就都不能免责。这样的意识，正应该通过一次次的问责，深深嵌入每一个领导干部的意识中。

这几年来，问责作为一项行政制度，已经慢慢成为事故之后一个必选项。2009年，中办国办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然而，新华社去年12月曾对5起重大安全事件进行跟踪调查，发现有的慢慢吞吞称尚在处理，有的遮遮掩掩甚至拒绝公开，其中就包括上海福喜、奉化塌楼等事件。

其实，问责不仅是给公众一个交代，更给更多领导干部一个警醒，避免类似的事故在其他时间、其他地方再次发生。问责固然应该按照一定的规程，不能一味求级别高、人数多，但在多大程度上能起到这样的警示作用，恐怕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标准。

在刚刚召开的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王岐山参加小组讨论时强调，“问责一个，警醒一片！应该发现问题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了不报告、不处置就是渎职！”虽然这话是针对反腐败说的，但问责一事，在其他工作中也该没有例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督促各级干部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恪尽职守、夙夜在公。

“12.31”外滩踩踏事件调查结果刚刚公布，外滩所在的黄浦区政府和上海市公安局指挥部等相关部门作为突发事件的直接责任方被问责，11名领导干部被处分，其中包括中共黄浦区委书记周伟、区长彭崧的撤职。

在外滩踩踏事件发生的第21天，就能公布调查结论，作出相关处理，比起以往一些同类事件，这样的回应速度，还算及时和进步。

从情感上说，怎样的责罚都是不够的——因为多高的代价都换不回那些逝去的生命，也抹不去城市受伤的记忆。每一次意外、事故、灾难都如此。而从理性上说，地方政府更深的反思和制度建设，也许是比及时公布事故调查结果、处分一批责任人更为重要和迫切的一件事。

在所有值得理性反思的情节中间，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最值得政府管理者省察的，便是如何对待“群众自发”。

以往每年，上海外滩都有政府相关部门出面组织的跨年灯光秀，人满为患，却管理有力，疏导得当；惟独到了今年，出于对人流过多聚集的担忧，大型公共活动被叫停，没有了活动主办部门这个“主体”，更高级别的公共安全管理方案无人申请启动，外滩跨年归为“群众自发”的无组织活动，于是，便出了事。

曾经成功举办过有7000万人流的世博会，拥有全中国最井井有条的公共管理体系，上海一向是以强政府、高管理水平闻名的。这一次的事故，却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其管理体系仍然存在巨大缝隙——可以在自上而下启动时做到高效率运转和各部门的无缝衔接，在自下而上的公共需求信息面前，却依然存在疏漏、迟钝，缺少对“群众自发”需要的真正了解与尊重。

不仅是上海。按照国家应急管理专家的说法，对于群众自发组织活动产生事故的处理，我国甚至还没有先例。

习惯了“组织”的各级政府部门，真的需要反省，怎样转变观念，成为服务型政府——了解、尊重，然后顺应和服务于各种“群众自发”的活动。执政为民、转型政府，不是空话大话。要实现管理效率的最大化，在社会发展中事半功倍，其实都离不开这一个“群众自发”。

不知道今后的上海外滩，会不会还有跨年灯光秀，会不会还有那样壮观的“群众自发”聚集活动？在我看来，集中了浦东陆家嘴金融区摩天大厦群、东方明珠，西岸经历百多年沧桑的外滩经典建筑群，开阔沉着的黄浦江、伟岸平和的老市长塑像，每到新年，幕天席地，在美丽变幻的灯光中间，拥簇着、欢呼着的那一大群年轻的、活跃的笑脸们，正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生动写照，最美丽场景。这样的“群众自发”，相较于政府出钱费力组织的一些文化活动而言，正是一个城市理应顺势而为，做好服务管理而不是管控的任务，是一个城市文化建设的亮点。

调查与问责，目的原本不在于罚，而在于立。如果不能多想想“群众自发”，少些“自说自话”，那么罚了甲地也只会被当成小概率的偶然事件，不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建设根植基层、眼光向下的管理体系，意外，还会出在乙地丙地丁地。

21天前那个惊恸的元旦倒计时，突袭上海。36个家庭的希望被踩碎在美丽的外滩，曾经色彩缤纷的年轻生命，以黑色的字体悲哀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他们各自的人生故事或精彩或温暖，却在2014年那最后一夜戛然而止，痛何如之！

悲剧的调查与问责，被举国的目光焦灼注视着：能否给出一个及时、准确、透明而不回避责任的“说法”？

上海市联合调查组的结论是：黄浦区政府和相关部门领导思想麻痹，严重缺乏公共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对重点公共场所可能存在的大量人员聚集风险未作评估，预防和应对准备严重缺失，事发当晚预警不力，应对措施失当，是这起拥挤踩踏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思想麻痹、风险意识匮乏、预案缺失、预警不力、应对失当……接二连三的失误，推高风险，一浪高过一浪，扑向外滩，终至在陈毅广场那局促的17级台阶上，酿成颠覆之苦海。

很多人想不通，如此原始粗蛮的踩踏悲剧，如此粗糙荒疏的管理漏洞，怎么会发生在向有精细化城市管理之名、更有国际化大都市风范的上海，发生在上海中心城区的黄浦？

那是曾经参与组织长达半年炫目世博的上海黄浦，那是连续三年组织跨年灯光秀令举世惊艳的上海黄浦，那是曾经创造出民警手挽手“拉链式护栏”以分流杂沓人群、消解“中国式过马路”的上海黄浦……

再丰富的经验、再精细的管理，再高超的能力，在“群众自发性聚集活动”面前，一触即溃。因为官方组织的跨年灯光秀活动取消了，因为那里只有“群众自发”迎新活动了，似乎政府就可以免责，从而高枕无忧。然而，每逢节假日必成风险点的外滩，并不管你有否官方活动，人流依然汹涌，又何必区分“官方组织”还是“群众自发”？

结果，曾经认为风险太高的跨年灯光秀，却一直安全度过；而为了规避风险取消官方灯光秀，却恰恰发生了安全惨剧。

事与愿违，盖因政府卸下了安全责任，细致预案不做了，密集警力打折了，限流措施取消了，领导也把从前投向外滩的关注，游移到了别处。重大隐患就此埋下。2014年12月31日夜的外滩，成了一个近乎不设防的所在，风险早就张开狰狞的巨口，政府却还“木知木觉”。

问责如山。然而，处分11位领导干部，并不是事件的终结。

“群众自发，政府免责”的思路，在很多地方根深蒂固。“谁组织谁责任”的问责规矩，被诸多法律法规固化，而无人组织的群众聚集活动，仿佛就该无人担责。如果不加警觉，悲剧昨天发生在上海，明天也许还会发生在别处。特别是在人口导入型的特大城市，任何政府打盹儿的公共区域，都可能瞬间变成安全的痛点或软肋。

上海市的这一次问责，终结了“群众自发，政府免责”。黄浦区一二把手全被追责免职，被指“贯彻落实国家和本市有关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法律法规不力，对辖区内相关部门履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职责不到位的问题失察”，“对辖区内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领导不力”。在如何问责“群众自发”的安全责任事件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的前提下，上海以血的教训首开先例，也向全国敲响警钟：即便是群众自发活动，政府亦不能免责。相关法律漏洞酿成的公共管理盲区，因为这次外滩踩踏事件，而醒目得太过沉痛。

在堵上法律漏洞之际，还要堵上思想的漏洞。在百姓安全这条底线面前，领导干部没有“免责”一说，必得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责任感和紧张感，强化生命至上的红线意识，强化安全底线思维，强化各级安全责任，才可能做到杜绝任何一个细节的疏漏。

上海市主要领导说，“党和人民把这么重要的一座城市交给我们管理，我们应当竭尽全力，用我们的心和所有的精力，去保护这座城市每一位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去维护整座城市的安全”。领导干部守土有责，只有把百姓安全、人民利益看得比天还大，才会不计较、不推诿，勇于担当，承担起应尽职责，在面对人民和后人的询问时，才能问心无愧。

1月21日，上海市公布外滩拥挤踩踏事件调查报告，对包括黄浦区区委书记周伟、黄浦区区长彭崧在内的11名党政干部进行处分。其中，建议给予周伟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建议给予彭崧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建议给予黄浦区副区长、黄浦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周正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建议给予黄浦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吴成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

随着上海市公布外滩拥挤踩踏事件的处理决定，这个事件算是告了一个段落。但此事对社会及当地政府造成的影响却不会短时期内消散。本是充满欢乐的新年倒计时的时刻，却因为现场缺少预防措施，在人员引起混乱的情况下处置不力而导致36条鲜活的生命离开了这个世界。此次事件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虽然处理了11名党政干部，但还远远不够，与36名生命相比，这些处分又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上海踩踏事件带给人们的不仅有思考，更有警告。对政府来说，如何完善应急预案，在这种大型活动中，如何做好安保活动依然是个考验。对已经发生的混乱局面，如何指挥协调和疏散人群，使伤亡人员能够减少到最低，是提高应急指挥能够的迫切要求。对民众来说，也需要进行思考。在这种大型活动中，如何保证自身的安全，如何做到文明出行，尽量少往人多的地方拥挤是保证自己生命财产不受损害的保证。拥挤踩踏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与民众自我起哄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发生骚乱时，外面的人想挤进去看发生了什么事，里面的人想冲出来远离危险地带。这一挤一冲，让现场更加混乱。从而引起更大的悲剧发生。

事故已经发生，逝去的也已经逝去，这此踩踏事件留给了我们需要思考的东西太多太多。针对这类事件，政府虽然应试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但作为人民群众的我们，也应该在该事件中汲取教训。只要大家共同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才能认清事情的本质，才能更好地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此次事故的教训是深刻的，但其他地方政府不能当看客，因为这次事故对其他地方来说，也是一次自我总结的机会。特别是在一些大型活动中，如何搞好安保工作，控制人员数量，减少单位面积内人数严重超标的问题是各级政府都需要考虑的问题。再不能让类似上海踩踏事件在有其他地方再次发生。绝不能让这类乐极生悲的事件再次上演，这才是大家应该从此次踩踏事件中汲取的最宝贵经验。

跨年夜上海外滩的踩踏事件已成悲剧。风险把控不足、应急体系失调，成为舆论共同反思的结论。但如果将这种反思从宏大叙事逐渐落实到精准化的层面，就会发现，事前信息发布的错漏、模糊，亦是这场人祸的直接肇因之一。

据媒体报道，早在2014年11月初，上海公安部门出于安全考虑，即否决了外滩传统跨年项目灯光秀的活动计划。外滩的安保措施进而降为（黄埔）区级管理。然而遗憾的是，这一信息并未获得有效传播和推送，公众也未对这一信息获得清晰的理解，外滩跨年人群汹涌如常。信息传播的不畅和各方预判的反差，共同构成了这场悲剧的深层背景。

大体看来，在跨年夜之前，“外滩取消灯光秀”的消息基本沿着政府发布和媒体报道两条路径传播。在媒体方面，上海几家纸媒网媒都曾发布与此相关的消息，但或因处理简短，或因政府消息尚不确定，并没有形成连贯、准确、醒目的信息提示。在政府发布方面，由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官微“上海发布”，一直到跨年夜前一天的12月30日上午11时，才介绍了是“外滩源”而不是“外滩”将上演“灯光秀”的消息，而且现场将只有两千名观众有机会欣赏；至于这两千人是如何产生的、一般民众是否有办法购票，都未加以说明。

从外滩悲剧已经发生的背景下回看“灯光秀取消”的消息，这一信息无疑具有千钧之重，几乎相当于控制外滩人流的第一道防线，相当于事前风险把控的核心内容。但在事件发生前，该信息仅仅被当成了一般性的节日活动信息处理，并没有被赋予任何特定的传播目的和功能，也因此迅速淹没在了舆论场中。这种沉没，如同熄灭了预警的灯光，让悲剧的影子得以出现。

如果说，此次踩踏事件暴露出了公共安全系统的结构性缺陷，信息传播不畅无疑是这种缺陷之一。外滩安保降级是建立在“大众周知灯光秀取消”的预设基础上的，假使信息推送统筹了各种新媒体手段、更加连贯化和精准化，这场悲剧是否有避免或减少伤亡的可能呢？

信息卡壳带来的多米诺效应再次说明，保障公共安全并不是几个部门的简单联合。只有将信息传播统筹在内，依据传播范围来跟进风险评估、按照传播效果来调整应急预案，公共安全体系才能谈得上立体化、动态化。这当中，政府的信息发布尤其要担当起第一位的责任，在一切事关公共安全的事情上绷紧神经，与公安部门形成联动；整合宣传资源，和媒体报道形成合力。

说到底，信息社会需要具备信息化特征的政府；复杂的公共安全保障体系，需要政府各部门有迅速联动、迅速进行资源整合的能力。外滩踩踏以特殊的方式展示了这种需要的紧迫感。

去年平安夜，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组织学生观看中华传统文化宣传片，封校禁止学生过圣诞节，遭致舆论批评质疑。近日该学院在官网刊文，称“上海节日踩踏惨剧不幸证明我院对节日管理无比正确”，“死神已经在许多城市徘徊了多年，终于在2015的上海元旦夜找到了显身的机会。”

西大现代学院封校禁止学生过圣诞，于情于理于法都站不住脚，只能在舆论一边倒的批评中败下阵来。但他们并不服气，更不愿就此服输，而是憋足了劲儿伺机反扑——仿照他们的句式，“现代学院已经苦苦等待多日，终于在2014年最后一天上海踩踏事件中找到了反扑的机会”。

见过拿他人的悲剧做文章的，没见过这样牵强、露骨地拿他人悲剧大做文章的；见过不择手段证明自己正确的，没见过这样不择手段证明自己一贯正确的。一个大学学院的官网文章，竟然如此冷血残忍，如此缺乏人性跌破底线，真让人难以置信。

西大现代学院拿外滩拥挤踩踏事件，继续为自己封校禁过圣诞之举辩解，其理由仍然是“过洋节是毫无目的的游荡与无厘头的狂欢”，“年轻人过洋节容易出事”，其主张仍然是年轻人不要过洋节，节假日要多呆在家里，或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以确保安全无恙。且不说如此贬低洋节太过轻慢狭隘，单说他们提出的年轻人过节的方式，其安全性岂是一味封堵就能保障的？

组织、引导年轻人过节，包括过洋节和中国传统节日，需要科学、人性化的管理手段和有力、有效的处置方式，而不能像西大现代学院那样一封了之，更不必脆弱敏感，动辄上升到“抵御西方文化扩张”、“维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程度。我们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组织群体活动和公共安全保障的经验，客观认识中国在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实事求是地在改进和加强管理上下功夫。只要安全管理得当，预案预警有方，筹措处置得法，大型群体活动的安全有序就能有所保障；反之，如果安全管理失当，预案预警、筹措处置一团糟，即便把大学生和群众封闭在室内听报告、看视频，安全保障也难保不会出问题。

如果把学生关起来“圈养”，对群众活动一概禁绝，不但与西式“放养”格格不入，也与中国传统典籍强调的“堵不如疏，疏不如引”、“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背道而驰，西大现代学院如果以“维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就不该犯这种低级错误。仅以平安夜封校而没有“出事”，就宣称自己的节日管理“无比正确”，这个话说得太早了，也说得太满了。安全生产需要科学的态度和扎实的工作，无谓的自我辩解和无限的自我标榜，换不来真正的安全保障。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让人心有余悸——据1月4日《温州晚报》报道，参与抢救的一名温州护士表示，现场除了医护人员和一些外籍游人，其他受害者家属甚至警察都不太懂急救知识，只能“干瞪眼”。她特别呼吁，全民都应学习抢救技术。温州市中医院急诊科主任也表示，大多市民的急救知识颇为缺乏。

生活中，遇到有人受伤或者突发疾病，需要急救和帮助的情况，抛开对“好人未必有好报”的担忧，大多人恐怕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因为缺乏急救技能，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生的可能性从身边溜走。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巨大的遗憾，也让公共文明失色不少。一再发生的类似情况，警示相关部门也警示每一个人，我们的急救知识和能力该“补课”了！

医疗卫生部门、急救中心、相关医院等应该先行动起来，通过公共职能的延伸、公共管理的完善，把急救知识、急救培训送到基层。让公众知道，这不是可有可无的技能，而是保障生命的需要，是社会文明素养不可或缺的内容。有的医院因此曾多次派人到基层普及急救知识，值得点赞，更值得推广。资料显示，我国培训合格的救护员不足全国人口的1%，而一些西方国家可以达到40%甚至更高。

其次，公民个体的急救意识、学习意识有待提高。在网络发达的今天，打开网页，就能找到很多急救常识，有的还有生动的图片和视频，这方面的书也不少。因此，人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学，弥补急救能力的不足。可能有人觉得，急救是专业人员的事情，与己无关，实际上并非如此，每个人一小步的改变，加起来就可能是社会前进的一大步，更何况，这是事关生死的事情。

其三，社区应该成为急救、减灾文化的重要阵地。曾有中国急救专家强调，中国目前最为重要的是将急救知识向社会、向社区普及，因为真正的急救强调“第一目击者 ”。再先进的急救技术、再好的急救网络、再快的急救运输，都没有现场抢救迅捷有效，“第一目击者”是最好的救助人。因此，我们应积极开展社区安全减灾文化建设，通过急救演练、培训等，提升居民的安全自救意识和互救能力，做好社区和家庭的灾害预防工作。

【将踩踏的责任推到“洋节”上，那么“春运”时为回乡而逝去的那些人怎么算？拿出种种矫揉造作的态度，实在是愚昧。】

上海踩踏事件的悲伤尚未过去，“神作”《上海节日踩踏惨剧不幸证明我院对节日管理无比正确》又蹿红网络，居然还挂在某高等学院官网首页。

别人出事故，你却自我陶醉，真不知该多么冷血，才能写出这种文章。

确实，我们渴望安全，不希望发生事故，但安全是一个成本问题。比如开车，速度提升，就有撞车可能，如改为开坦克，安全度自会大大提升，可由此带来的成本，多少人能接受？不错，回到人人走路的时代，自然也就没交通事故了，可无车可行，病人将因此错过治疗时间，有自然灾害也无法及时救援，发生饥荒亦运粮困难，岂不会造成更多死亡？

但，人们往往更关注意外事故的损失，却忽略了效率降低的伤害。我们常常忽略这样的事实：与传统文明相比，现代文明不仅更方便，而且更人道、更关怀、更均衡、更体贴。

现代教育也如此，它放弃了传统教育的禁闭、体罚、暴力等，转向尊重学生、教学相长，对年龄已达到成年人标准的学生，则尊重宪法赋予他的权利。

乍一看，“管”得没过去“严”了，甚至还会因此造成意外事故，但不放手，孩子就永远不会长大，就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公民，几千年来，传统文明一直以严格教育为豪，可结果证明：我们不仅没能内生出现代化来，甚至连缠足这样的恶习都不能主动铲除。

如果说，上海发生了踩踏事故，则今后所有大学不再允许学生节日出门，这与“因噎废食”又有何异？更何况，学校管理者也没有限制学生人身自由的权力，在倡导依法治国的今天，将违法行为视为“无比正确”，岂非荒唐？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功利思想积淀深厚，习惯从结果衡量一切，只要出了问题，往往一概否定，为了不出状况，宁可寸步不动、屋上盖屋。这就是为什么，冒险精神、主动精神、试验精神总不伸张，小富即安、适可而止、八面玲珑才能混出头，在这种氛围下，就算我们也有诺贝尔、哥伦布，恐怕也不敢去造炸药、大航海。

喜欢热闹，重在参与，这是人的天性，无优无劣，不能因为出了事故，就说人多是错误的，而庆祝北京“申奥”成功游行时，我们又说那是爱国举动。现代城市之所以充满活力，皆因人与人的距离更近，建设球场、剧院、广场、公众设施，就是为了给公众行动提供场域，难道将它们一概取缔，才“无比正确”？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将踩踏的责任推到“洋节”上，那么“春运”时为回乡而逝去的那些人怎么算？生活在“全球村”时代，安享着洋电、洋水、洋楼、洋车，甚至连现代大学都是从洋人那里舶来的，却对“洋节”过分敏感，拿出种种矫揉造作的态度，实在是愚昧。

此前有媒体报道，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组织学生在平安夜集体观看中华传统文化宣传片，要求学生不盲目崇洋媚外，封校禁过圣诞。上海踩踏事故发生后，该学院在其官网首页刊文《上海节日踩踏惨剧不幸证明我院对节日管理无比正确》，文中称，严重的惨剧正是在看似正常的时尚的节日狂欢中发生。（1月5日《中国新闻网》）

发生在上海外滩的严重踩踏事故，表面原因是极多的年轻人来到广场狂欢元旦，人群拥挤，酿成惨剧；但背后深层的原因，毫无疑问是人祸，是我们的现代管理服务没有跟上，是对各种突发情况的预案措施没有做足，或者是“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决定成败”败给了我们的侥幸心理。所以，我们除了哀悼，更应该反思、总结和追究人祸的责任，以问责避免侥幸心理，避免类似的人为灾难再次发生。

然而，作为位居“时代前列”的高等学校，不仅不反思自己“封校禁过圣诞”遭万人质疑的真正原因，反而以其它人祸灾难来突显自己的“无比正确”，这不仅是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刚愎自用，而且更是对灾难中遇难者的极不尊重，因为其言外之意就是“咎由自取”。当一所大学失去了反省能力，不愿意承认错误，拒绝接受批评并反思，而是不顾社会道德底线想尽一切办法来粉饰和掩盖自己的错误，其又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呢？

我们且看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的逻辑：“严重的惨剧正是在看似正常的时尚的节日狂欢中发生。如此无诱因节日事故的发生有它的必然性，不发生在上海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城市，不发生在元旦夜，也可能发生在平安夜，遇难的不是这所大学的学生，就是那所大学的学生，因为发生惨剧的外部条件是一样的，几十年来在全盘西化大潮的席卷下，青年人已对西方洋节形成了毫无理性的迷恋，过节的方式也是毫无目的的游荡与无厘头的狂欢”。

生产力的解放，物质的丰富，人文的更新，必然提高人的需要层次。无论中国传统节日，还是舶来的洋节，都必然随着人需要层次的变化而被改造，一尘不变固守原样，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人性需要尊重、需要释放，即使没有所有现在的节日，人们也会创造出新的节日，“双11购物节”就是最生动的现实例子。按照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的逻辑，我们不仅应该取消所有的节日，更应该取消我们的每一天，因为每一天都可能会发生“如此无诱因的事故”。

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是毫无争议的因噎废食。为了所谓的安全稳定，不是改进管理和服务，而是如西北大学现代学院一样压制人性、蔑视人的合法权益，近年来其实并不少见。不是吗？新闻媒体已经报道，上海踩踏事件发生之后，上海各区已叫停所有大型活动。全国也已经有不少地方“跟进学习”，以“没批准的大型群众性活动要及时叫停”的要求，事实上是叫停所有大型户外活动。背后的逻辑，只不过是“不作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正因为如此，人们都说上海踩踏事故会对全国影响好多年，心理影响好多年其实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就是如西北大学现代学院一样，打着安全稳定的大旗，宁可大家都乏味，行不尊重人性、人权之实，让一个地方失去很多生动的地方，让当地的民众损失很多自由、向往与追求。面对灾难，我们切莫“好了伤疤忘了痛”，切莫只将“以人为本”、“服务”、“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决定成败”等放在口头上；但无论如何，警惕灾难成为“倒行逆施”辩护的借口，这一点我们必须旗帜鲜明。

2014年12月31日晚，上海外滩陈毅广场发生群众拥挤踩踏事故，事件已造成36人死亡，13人重伤。受伤者中7人已康复出院，有40名伤员仍在医院接受救治。（中国广播网1月2日）

新年到来之际发生这样悲惨的事故，令人痛心。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何以出现如此严重的安全事故？我们不能不怀疑，有关方面根本就没做好安全预案。而事实竟然的确如此。虽然上海政府网站12月31日的公告外滩地区取消大规模新年倒计时活动，但仍然提到“今晚至明天凌晨，许多游客会去外滩源看5D灯光秀，还有的守候在滨江边看上海中心亮灯。南京东路站深夜客流或明显超过工作日早高峰。”（据1月1日新华网）而跨年夜当晚，很多人误以为仍有跨年灯光秀，为等待演出长时间滞留观景台。黄浦分局指挥处指挥中心副指挥长蔡立新坦言“没有活动，所以我们没有像国庆节那样安排警力”。多位目击者告诉记者，跨年夜，距离上海外滩最近的南京路地铁并未像往年一样封闭，陈毅广场也没有采取分流措施。此前媒体对灯光秀热烈宣传，可取消活动很多人并不知道。

上海政府网站的公告显然是存在问题的。第一，直到新年倒计时当天才发布取消相关活动的公告，未免仓促了些。政府公告的传播效应相当有限，发布相关公告的部门完全应该清楚这一点。上海政府网站发布取消活动的消息之后，是否想到主动请其它网络媒体帮忙尽快传播这则公告以期尽人皆知？恐怕没有。

第二，常识告诉我们，就算政府公告宣布取消大规模的新年倒计时活动，但岂能忽视公众还有一个习惯问题？世界各国大都市都有聚集城市中心广场迎新年的传统，上海也不例外。显然，取消新年倒计时活动，上海外滩这样一个一向繁华的都市中心仍然会有较为密集的人流。当地政府绝对不能自以为已经宣布取消相关活动就放弃周密的安全预案。

第三，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相关部门根本就没认真推演现场发生事故的可能，只是说“南京东路站深夜客流或明显超过工作日早高峰”，这样的估计跟实际相差悬殊，一个“工作日早高峰”可能聚集现场上百万人吗？再说了，工作日的人群基本在流动，而不会长时间聚集。这份官样文字的公告表明，当地政府没有去做“最坏的打算”，而警方事后也承认“没有活动，所以我们没有像国庆节那样安排警力”。这是多么严重的安全疏漏啊！

一份政府公告如此应付了事，足以表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安全意识何其淡漠，在安全问题上何其不负责任！进一步说，没有活动，但遇到节假日，各地政府也都必须有安全预案。而且，既然各种活动都需要一份安全预案，不仅要有充足的时间充分做好安全预案，同时也很有必要提前把相关活动的安全预案公之于众，接受公众的审查，吸纳公众的意见。安全预案的公开透明，不仅可以提升公众的安全意识，更有利于参与活动的人们多一点安全准备。

上海外滩拥挤踩踏致36人遇难49人受伤，哈尔滨火灾致5名消防员殉职14人受伤……岁末年初，接二连三的事故给崭新的日历抹上了一层悲伤的色彩，新年的钟声带来了沉重的安全警示。我们祈愿逝者安息，为伤者祝福，同时也不能不拷问血的教训为何一再发生，如何避免悲剧重演？

对这些事故，舆论纷纷发出有针对性的追问，诸如：国际化大都市因何发生重大惨剧？大型商库为什么成为消防死角？“世界级”现代化大工厂为何会发生爆炸悲剧？从这些事故发生的场所和起因中不难发现，它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现代社会的安全之痛，急需适应性的安全防范思路与具体措施加以应对。

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是人员流动大，特别是互联网信息畅通以及现代交通工具发达，可以实现大量人员的迅速集聚。每逢假期，处处人满为患，安全风险也随之增大。据报道，考虑到人流量大等问题，今年外滩未组织大型跨年迎新活动，取消了往年举办的灯光秀，但很多人不知情，仍奔着外滩看灯光而来。由于往年被严密控制的外滩变成“自由开放”的空间，显露的危险信号并没引起足够重视，当发现情况异常而紧急调集警力处置时为时已晚。可以说，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与对短时间内大量人员聚集的风险预判不足、预案不够不无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从近年发生的类似事故看，往往是民间性的灯会、展览会和体育赛事易发生群死群伤事故。如北京密云灯会踩踏事故造成37人死亡15人受伤；杭州西湖烟花大会烧伤百人；早些年的太原迎泽公园灯展造成挤死105人伤108人事故等。对非政府主办的活动或大量群众自由集聚的场所，政府同样负有监管责任，对风险加以研判并及时预警。广州跨年之夜无倒数活动仍然做足预案分批放行，香港大规模迎新年倒数活动实施分阶段封路、限制和分流人群等防范预案，广州火车站春运采取“方阵式”控人流，这些做法证明积极主动的预案何其重要。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给群体集聚安全防控提出新的课题，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对消防安全同样是新的考验。近年来，全国各地现代化工厂燃爆事故时有发生，大型商场、仓库的熊熊烈火此起彼伏，且一旦发生事故往往惊天动地。哈尔滨大火暴露出消防通道被占、失火建筑未通过消防验收、“住商混合”等系列问题，全国各地类似的火灾“定时炸弹”还有多少难以让人放心？还有多少现代化工厂缺乏与之匹配的现代化消防意识与安全措施？

著名的“海恩法则”指出，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法则特别强调两点，一是事故发生是量的积累的结果，二是再好的技术、再完美的规章也无法取代人自身的素质和责任心。这一法则虽然针对的是航空飞行安全问题，却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义，其核心是告诫人们：任何安全事故都是可以预防的。面对岁末年初的多起重大事故，无疑需要更多从现代社会特征与“海恩法则”的警示角度来审视，进而从技术、措施、预警、防范等方面进行有效的修补，摒弃防控懈怠，把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故压制在萌芽状态。长期以来对群众的应急演练、安全教育等方面的缺失无疑也须补上。唯此，惨痛的悲剧才可望不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