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林“狗肉大战”愈演愈烈。因为部分爱狗人士以收购的方式“解救”，一些狗贩通过虐狗的方式胁迫对方，逼迫高价产生。在部分狗肉馆，爱狗人士与当地食客争执升级，导致身体冲突，并有人受伤。一些冲突过程中甚至引发民众聚集，场面因此混乱，当地不得不出动大批警力维持治安。

玉林“狗肉节”据说是当地民间的一种戏称，狗肉文化是一种自发的产物，现在争执升级，“狗肉节”慢慢上升为自觉的文化“保卫战”。一些食客在公开场合高调举行狗肉宴，大声宣扬吃狗有理，引来喝彩。这个情景让人遗憾，不仅爱狗人士的功绩折损，而且“狗肉节”无端地多了血腥味。

很多人关注“狗肉大战”，发表对吃狗肉的看法。一直以来，吃不吃“伴侣动物”的争论此起彼伏，但又很难看到共识的产生。很多人以理性、逻辑推理论证吃狗有理、无理的结论，各自都能自圆其说。从感情出发，有人视狗如人，也有人眼中的动物都是肉菜，很难取得情感的共鸣。总而言之，狗肉观念之争如果要获得统一的思想，实在是不容易。

思想观念是一个社会最难调理的东西。某种程度上，我们这个社会在狗肉等问题上，刚刚开始学会把观念竞争搬到社会行动上。历史上，那些涉及重大政治变革的严肃思想观念之争，也曾有相似的表现。在一个和平、温和的社会环境中，日常社会观念之争往往取代了重大政治观念之争，我们更多看到狗肉观念的较劲，更多的观念冲突、调和表现为鸡毛蒜皮之事，宣扬不吃狗肉甚至可以成为一种“主义”。当然，社会文明就是在这样的是是非非中中慢慢调试、演进，从而走向发展。

所谓现代社会，就是要以温和方式解决激烈的观念冲突。在古代甚至近代历史中，观念之争往往诉诸暴力，求助于强权，观念统一往往成为权力推动的结果，那不是叫人心服口服，而是必须全盘接受。当然，如果不习惯于文明对话的方式，各持己见的人，就都逃不脱权力的依赖，正如狗肉冲突中一些霸蛮行为的表现一样。某种意义上，一些爱狗人士把自己打扮成动物保护的教皇，而一些狗贩、食客的过激行为更像是一场激进反抗运动。

很多人援引西方发达国家的例子，论证吃狗无道。但是他们大概忘了，这些国家普遍接受不吃狗肉的文化，是建立在多数人爱狗、视狗如人的基础上，不吃狗肉具有社会普遍接受度。这种普遍接受度，来自历史演化过程，并不是法律、政策订立的结果。这个过程中，固然离不开环保主义者的努力，但他们的功绩往往来自宣扬、感化，而不是因为宣称真理在手。就如美国这样一个对待动物极端文明的国家，历史上却连黑人作为“人”的地位都不具备，种族差异几乎就是物种差异，就是人与狗的差异，自称文明的人做出今日看来极端野蛮的事情。直到上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重新回到温和、不抵抗运动的轨道上，种族和解融化进国家精神血液中。

我们如果脱离文明、观念的社会演进规律谈动物保护，无论是理性论证，还是情感渲染，都难以取得理想的结果。最根本重要的是，这个社会需要有观念调解的机制、历史习惯，以及有视每一个人为观念独立、思想自足者的基本文明涵养。

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任何形式的精神权威，吃狗肉的问题上，政府都只能旁观。很多观念、素养只能靠时间推动，等待一场春风化雨的历史过程。

□ 本报评论员 肖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