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地震捐款，孩子就拽着家长衣服不让走，这是前日在丰台区南四环某幼儿园门口发生的一幕。而在丰台区另一所初中，老师拿本登记学生捐款数，很多学生跟风捐款超百元。多位家长表示，这些募捐变了味儿，觉得学校和老师强制孩子多捐款。（4月25日《新京报》）

逼着孩子回家找大人要“红色的钱”，这自然是令人侧目的个例。但环顾四周，逼捐索捐的事情，在雅安地震后，见识的还少吗？一众网友在调侃凉茶，“还是原来的灾情，还是熟悉的1个亿，全国地震捐款领先的红罐凉茶……”成人世界里固然看不到“老师拿着小本子登记捐款的”传奇，但短信劝捐、工资代捐、开会劝捐的强硬做派，似乎也不比拿本子登记的文雅。

此前，全国人大代表、中华慈善总会荣誉副会长周森在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时就表示，“每个人的工资，必须要有一笔钱进行慈善公益，就像现在纳税一样，超过3500多少税，超过5500多少税，要按照法律的程序。”这话一石千浪，虽逻辑悖谬，却也是很多决策者、很多制度设计的真实想法。但其实在捐款这件事上，中国人肯定是走在前头的，尤其是大灾大难的时候。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国平均每户家庭捐款额高达410元——以捐赠数额占家庭总资产比重来看，经济条件越差的家庭，捐赠数额占总资产比重越高。今次雅安震灾，截止4月22日，各界为灾区捐款总额已达到7亿（该数据尚不包括10万元以下捐款）。

震灾当前，怎样的关怀与惦念都不为过。被集结的力量、被动员的物资，确实也是保障灾区同胞共度难关的关键。但越是面对灾难的时候，煽情与激愤越容易蒙蔽了理性的双眼。在捐钱这件事上，有几点取向是令人生疑的：一是司空见惯的道德胁迫，以捐款数额等价于爱心先后，处处是排名、时时见数字，谁手里捧的“0”越多，似乎越容易进入道德神龛被膜拜、被敬仰。甚至这样“爱心”，有时会成为一种诡异的硬通货，评优评先的时候、作奸犯科的时候，都可以牵出来溜溜。二是逾越底线的非人性鼓动。譬如近期以来，对“磨刀老人”捐硬币、甚至对贫寒者捐低保的无限歌咏，取向是良善的，但这样的感动与暖意，是令人心惊胆战、良心难安的。困顿者对困顿者的救助，虽然落差大、戏剧感强，但它的示范效应却是断裂而可怕的——不仅容易遮蔽公共责任、违背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游戏规则，更在某种程度上绑架了亟待救助者的人生。正态的良善，绝不是靠硬币支撑起来的。

面对灾难，我可以不捐钱吗？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对悲伤与不幸无动于衷，而是明确一个基本道理：慈善是一种权利，而非被绑架的义务。只有尊重这种权利属性，不捐钱、还有奉献其他的救灾要素；只有明确这种权利属性，捐出去的每一分钱，才不至于成为大成本、小收益的慈善机制的殉葬品。我们规劝爱如潮涌，但这样的规劝是有前提、有界限的——前提是有效的制度敬畏、得力的政府作为，界限是尊重不掏钱的自由、理解迟掏钱的权益。

真正懂得了慈善、敢于对不信任的捐款箱说不，爱心才不至于乱了章法，失了分寸。可持续的救援，不能不关注应急反应与地震损害的匹配问题。因为每个人兜里的钱，是个定额的数字，捐给最需要的地方、最需要的人，有度有序，下一场意外，才不至于无钱可捐。